李東生承認，在其成長期遭遇的唯一一次失敗，就是出任TCL通訊設備公司總經理。當時僅僅干了9個月，就被迫辭職了。“當時年輕氣盛，缺乏經驗，和外資合作方關系處理得不太好；業績做的也不行。”李東生回憶。所幸的是，上級依然給了李東生機會，1986年，他被調任惠州市工業發展總公司引進部主任，負責從香港招商引資，暫時脫離了TCL。

    盡管不認可跨國并購“失敗”的外部看法，李東生并不掩飾2005年那一陣的苦悶掙扎，甚至出現“畏懼的心態”。

    采訪中，李東生反復強調能從跨國并購的危機中挺過來主要靠的是咬牙和信念，而這信念又何嘗不是來自身邊人的呵護呢？“現在回想起來，都是離我遠的人懷疑我、否定我；反而是離我近的人都鼓勵我、支持我。”

    TCL這30年，包括李東生個人，無論身處順境逆境，地方政府都是義無反顧地支持。當年TCL得以成功改制，如果不是時任惠州市副市長的李鴻忠深謀遠慮，把法律風險控制在最低限度，也許今天TCL的故事就會是另外一個版本。2005年、2006年TCL因國際并購導致巨虧，一度現金流瀕臨枯竭，地方政府也沒有責怪他，而是問：“你們有困難，有什么能幫上你的？”

    李東生認為，改革開放之后，其實某種程度上與企業關系最重要的是政府和銀行。“我這個人親和力、包容性是比較強。但我不想別人認為李東生就是一個特別會搞關系的人。”他說，“現在政府的執政理念也在進步，管理越來越規范，人家支不支持你，很重要是看你是不是真正在做事情。如果你真的在做事情，有一個良好的信用，表現出很好的責任感，那么當你不小心做錯事情，企業遇到很大困難和挫折時，人家會愿意去幫你，不會落井下石。”

    目前TCL斥巨資打造的8.5代液晶面板項目，外界也有不小的質疑：諸如投資回報周期長、未來產能可能過剩以及產業升級很快等。但李東生同樣不認可這是他新的“賭局”的說法。

    他堅信，如果想在彩電業鑄就全球競爭力，進軍上游這一步是繞不開的。“當然，它也是符合十二五規劃發展新興戰略產業目標的，是政府希望你做的事。”

    與柳傳志一樣，李東生身上也有著第一代企業家特有的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李東生今年54歲，比柳小13歲。說到聯想集團剛剛完成的交接班，李并不覺得有壓力。

    “一個是我本人還有精力，另外TCL目前的狀態離我的期望還有距離。我有責任把它向上再推一個臺階。”李東生說。“讓我安心的是，早年的領導班子我是最年輕的，現在別人都比我小。不用擔心沒年輕人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