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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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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行家稱為不務正業的奇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利維德，二OO三年以三十五歲的“稚齡”獲得“美國經濟學協會”兩年一度頒發的“克拉克紀念獎”(獎章，不設獎金，四十歲以下的美國經濟學家)后，接受《紐約時報雜志》特約記者杜布納的訪問；訪問記長達萬言（印出來整整十七頁），不少涉及“私隱”，除了透露利維德年薪“可能高達”二十萬美元，還說他的太太抱怨他不肯理發（“我希望他每年理發三次”），要他換掉那副戴了十五年的眼鏡框（購入時已是過時款式；訪問記發表后，利維德再上鏡已不戴眼鏡，頭發亦像修剪過）及別終日坐在計算機前找資料。記者環繞其所寫探討社會現象的學術論文發問，利維德作了簡略的解釋。訪問記發表后不久，二人便同意合作把利維德運用經濟學“有效工具”剖析“嚴肅社會問題”的學術性論文大眾化。在筆者看來，這是象牙塔學者推廣所學的最佳辦法。
二人結緣的結果便是宣布五月出書但三月底已發售并迅速登上《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暢銷書榜的《怪誕經濟學：一個流氓經濟學家百無禁忌的探索》(StevenLevitt，Stephen Dubner：Freakonomics——A RogueZ，onoJnbC~lomsthet~ddenSideo／Everything)。吸引筆者興趣的是書名，叫“怪誕經濟學”和“流氓經濟學家”，令人無法抗拒；而作者的名字亦引起筆者的注意，這不僅僅是記起《紐時雜志》那篇訪問，亦因筆者《黑道白道，都有管理之道》(刊《萬象》第三卷第七期)，所據便是利維德(和另一經濟學家合作)發表于《經濟學季刊》的《毒販財政的經濟分析》
這本只有二百四十二頁的“小”書，果然沒有令筆者失望，它基本上是利維德把他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嚴肅論文改寫成通俗可讀、不懂經濟學的讀者亦很易上手甚且著迷的“小品”。所以有這種效果，筆者的看法有二。其一是利維德論文的取材無奇不有，題目更極盡“煽情”能事，比如上引那篇論文便給改為 《何以毒販和媽媽同住?》(因為“四九仔”的收入比最低工資還低)，這樣的題目，你能不看下去嗎?其一是杜布納有支生花妙筆。
對筆者來說，讀《怪誕經濟學》的最大發現是作者以具體數據，指出一九七三年一月美國高院判決一名墮胎婦女無罪，等于變相實施墮胎合法化(國會立法為稍后的事)，是令九十年代開始犯罪率明顯下降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此，皆因墮胎令沒有家教不肯上學游手好閑染上毒癮終于鋌而走險的青少年減少有以致之。利維德的邏輯很簡單——給父母“放棄”的青少年令犯罪率上升——墮胎使這種青少年數量減少——墮胎因此令犯罪率下降。利用維德的有關學術論文《墮胎合法化對罪犯的沖擊》在二OO一年五月的《經濟學季刊》發表后，引來不少學界和評論界的批評；《怪誕經濟學》出版后唱反調者人多劫盛、來勢洶洶，但作者尚未有“打倒昨日之我”之意，仍在其新設網站www.Freakonomics.com為此說解。
利維德認為父母對子女的影響，僅止于考試分數，他羅列教育部的數據，顯示雙親是高入息階層且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的子女亦較有出息；傳統上父母認為多留在家庭陪伴兒女、多帶他們去博物館、文化宮參觀、聽古典音樂以至睡前講故事等等有教育意義的活動，有助提高兒童的學業成績，但統計數字看不出有這種益處——也許在性格形成及價值觀上這些數字不能表達的發展上有好處——即他們并不會因為父母無微不至的“貼身關懷”而出人頭地。
父母還有他們所作一切會影響孩子們長大后成龍成犬的想法，他們當然“望子成龍”，而第一件事是為孩子起個“有前途”的名字；我們中國人是此中老手，名字學且是一門涉及玄學的高深學問。不過，利維德以具體事例指出名字好壞與名主的前途有關是無稽之談，他舉了不少例子，其中以一九五八年紐約窮人(住公屋領救濟金者)RobertLane的事例最典型。羅拔為七名子女起了一些很奇特的名字，而最特別要算“贏家”(Winner)，羅拔顯然希望他這名兒子未來大富大貴；可是，一九六一年，羅拔最小的兒子出世，他卻給他起了個至今羅拔的家人亦感困惑的名字“輸家”(Loser)。有趣的是，四十多年后，“贏家”徹底失敗，是被捕過三十多次的歹徒；而“輸家”則當上“雜差沙展(便衣警長)”(他的同事以Lou稱之)。以名字而論，他們的地位顯然對調，是“名不副實”的典型。
為孩子起名反映了父母在特定環境下的“人生觀”，羅拔叫兒子為“贏家”時，顯示對人生充滿希望，對后代有很高的期待；以“輸家”名其幼子時，也許他再無明天會更好的期盼。利維德的研究還顯示出父母，特別低人息、低教育和十多歲便生育的黑人單親媽媽，會替子女起個“典型的黑人名字”，以示對族群和社區的認同；她們沒想到的是，這類一望而知來自貧困黑人家庭的子女在勞工市場上十分吃虧，DeShawn肯定比Jake更難找工作，這即是說，白人若以黑人的名字申請工作比黑人用白人名字申請工作的成功機會低，這是研究人員編造像假名字假學歷申請工作中所得的經驗。利維德據一九六一年以來加州人口出生登記紀錄一千六百多萬個名字，編列黑人和白人最常用名字，對喜歡給后代起洋名的父母大有參考價值。
《怪誕經濟學》共六章，分別以新奇的觀點討論統計數字中的社會現象；除了墮胎與犯罪率外，筆者以為有關以色列十間“日托幼童所”的經驗亦很有啟發性。“日托所”規定下午四時放學，即家人須在四時到學校領回“學生”，但他們經常遲到，這意味校方須有一名職員留守，而這有成本；為了解決問題(設法使家人準時接小孩)，“日托所”于是定出遲到十分鐘罰款三美元的規定(加在月費三百八十美元上)，等于說遲到家人要分攤學校的成本；可是，新例實施后效果完全在意料之外，一個月后“遲領個案”增一倍達二十宗。作者稱這種現象為“適得其反誘因”(backfiring incentives)造成，因為三美元比看管小孩臨時工的時薪低，而且家人付三美元便免除“犯罪感”，等于“道德誘因”大于“經濟誘因”，他們更放心遲到；令人更感意外的是，“日托所”在罰款制實行十七個星期證實有反效果后宣布取消，但“遲領個案”不變，原因是“遲到”已不必罰款同時沒有“犯罪感”。
執法不假寬貸的警方亦會弄虛作假，當亞特蘭大爭取一九九六年奧運會主辦權時，利維德的實證研究顯示警方故意壓低犯罪率，以城市安全作為申請條件之一；犯罪率可以壓低當然可以提高，什么時候警方會這樣做?利維德認為在向政府申請撥款時，因為犯案愈多警方便需求更多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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